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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 题: 历史、虚构与叙事论述:论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(zz
发信站: 饮水思源 (2001年10月27日22:09:08 星期六), 站内信件


作者:江政宽
历史、虚构与叙事论述:论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
  一、前言
  1991 年初,笔者曾参与某个与历史有关的学术研讨会,由于会上所发表的一篇论文
涉及了黄仁宇先生的观点,果不其然,在开放讨论的时间里,黄氏顿时成为众人议论的
焦点。「黄仁宇」这个名字的确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。当然,不令人意外的是,讨论
场上的热烈发言,清一色都是抨击和嘲讽。其中的若干言词,笔者至今依然记忆犹新。
比方说,某位学者讽刺地说道,「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『琼瑶』」;也有学者斩钉截铁
地断定,「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不是学术著作,他是在写小说,不是写历史」。按
理说,这些学者应该会进一步给出这些评价所持的根据,以便为我们解惑,不幸的是,
他们并没有提出这类断言背后的原由,而仅仅是断言,不多也不少。
  或许,他们认为,黄仁宇的作品毋庸获得严肃对待;或许,是基于其它我们不得而
知的原因。然而,前者酸溜溜地借着畅销通俗作家来做比附的说法,纯就黄氏作品的销
售数字观之(1),这一点我们其实不难理解,但不可否认,这句话里头确实夹杂着恶意中
伤的意味,绝对不会有丝毫恭维的意思。后者的言论,其意思当是指,学术性的历史著
作不是这么写的,不过,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一立场推断出其背后的两点预设:其一,正
规的历史论着应当是分析性的、专题式的作品,至于文字上的运用理应保持「超然中立
」,也就是说,必须使用冷冰、干燥、「貌似中立」的修辞,藉以营造出某种客观的效
果;其二,「叙事」和「虚构」是小说家才会有的手法,亦即,那是文学家的书写方式
,而不是处理「真实」(reality)的历史学家应有的作为。这类预设所反映的可说是当
时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,也是学界默认的规约(doxa)。
  十年的时光过去了,黄仁宇也已作古;不过,其遗留的作品以及提出的议题,至今
还是犹有余韵。那么,「黄仁宇研讨会」的举办,除了带有纪念、缅怀的性质之外,是
否还有更深刻的学术意义呢?我想是有的。至少,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,在学院的历史
书写主流之外,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,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
最为欠缺的。
  』剖 的著作甚伙,当然,每一位论者皆可以基于不同的关怀而做不同的探究,进而
在这些基础上开展出更细致的讨论,不过,为了避免讨论流于庞芜,本文对于《万历十
五年》的探讨焦点将围绕在历史、虚构与叙事论述,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连上,鄙
意以为,那是该书所遗留的重要课题之一;至于具体的内容探究则是以下述的子题进行
:「一种新的旧史学」;「历史书写或历史小说?」;「黄仁宇的遗产:历史叙事的再
思考?」。
  二、一种新的旧史学
  1985 年,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在台湾问世,虽说历史学界对该书的反应颇为冷
淡,甚至是排斥,然而,在莘莘学子和社会大众之间,却有不小的回响,时至今日,该
书仍以长销书的姿态,厕身于书肆(2)。相较于出版后的风光,英文版《万历十五年》寻
求出版的过程中,却也曾遭受过不少的挫折。原书初稿完成于 1976 年夏天,由于内容
兼具大众吸引力和学术性,此一特性反倒在商业性和学术性这两方的出版界都碰了壁;
商业出版公司认为,黄氏的历史书写涉及了明朝财政,又提到中国思想,应属学术著作
,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,「这书既不像断代史,也不像专题论文,又缺乏分析和解剖,
实在是不伦不类,也不愿承印。」(3)最后,耶鲁大学于 1979 年接受了该书,而于 19
81 年出版(4)。《万历十五年》问世后,曾获美国书卷奖 1981 和 1982 年的提名。有
趣的是,该书从撰写到出版的期间,正值英国史家也是叙事史学的旗手劳伦斯?史东(L
awrence Stone)为文大谈「叙事的复兴」的时候(5),因此,我们不妨将《万历十五年
》置于六○至八○年代西方历史书写的发展趋势作一考察,以俾将《万历十五年》摆到
其应有的位置。
  六○年代以降,西方的学术界新说林立,争奇斗妍,可谓是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,
其荦荦大者,举例而言,结构主义、新马克思主义、女性主义、诠释学、新历史主义、
后结构主义、解构理论、后现代主义,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等,皆曾引领风骚,成为一时
的焦点,其中若干学说和理论,至今仍旧余波荡漾,犹未止息。相对于思想界一波又一
波的学术思潮,以及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推陈出新,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当然不可能全然无
动于衷,也有明显的变化,不过,较大规模地探讨史学研究的趋势并非本文的意图,在
此,我想稍加讨论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,藉以作为探讨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参考坐标:其
一是六○年代以来社会史蔚为主流的发展,以及八○年代新文化史的崛起;以及,其二
史东所谓的「叙事的复兴」。
  降至六○年代,西方历史学界相当醒目的变化,便是社会史压倒政治史成为历史研
究中最重要的领域。比方说,1958 至 1978 年之间,美国的博士论文里社会史的数量胜
过政治史四倍,即可说明这一事实(6)。即令至今,此一趋势仍未改变。而社会史的崛起
实际上跟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推波助澜不无关连。五○年代末期和六○年代初期,
一群较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,例如汤普森(E. P. Thompson)(7),开始发表探讨
「民众史」(history from below)的作品,而此一风潮促使六○年代和七○年代的历
史学家,将他们的研究从政治领袖和政治制度这类传统的主题,转向探究工人、仆人、
妇女、族群等等的社会成分和日常生活。
  年鉴学派的影响较为晚近,然却表示得极为抢眼。最初名为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》
(Annales d'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)的这份学报,于 1929 年由布洛克(
Marc Bloch)和费夫贺(Lucien Febvre)所创立。它于 1930 年代从史特斯堡迁移至巴
黎,于 1946 年更改成其通行名称:《年鉴: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》(Annales: Economi
es, Societes, Civilisation)。在中枢人物布劳岱(Braudel)的领导下,到了 1970
 年代,这一学派的声望已是国际性的,不过,与社会史的崛起有密切关连的则是第三代
的成员。他们亦接踵布劳岱的路线,以区域史作为研究范围,祇不过其关注的区域并非
世界性的经济区域,而是关注法国境内的区域,至于内容则是以经济与社会史做为骨干
(8)。年鉴对于经济与社会史的强调,不久便影响其它学报,例如,1965 年至 1984 年
之间,美国的《法国史研究》(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)学报里经济与社会史论文
的数量几乎倍增(从 24﹪ 升至 46﹪)(9)。
  然而,扮演社会史崛起的这两只主要推手,其内部关注的焦点也悄然有了移转,递
次增加对于文化史的兴趣。在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历史里,汤普森讨论英国工人阶级的作
品,已呈现出这一文化的转向,而琼斯(Gareth Stedman Jones)的《阶级的语言》,
也是一个例证(10)。而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,诸如夏尔提埃(Roger Chartier)和雷凡
尔(Jacques Revel)等人,也将触角从经济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。进入八○年代,此一
被称之为「新文化史」的趋势,其研究取向中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角色尤其显著,
虽不若居于主流论述地位的社会史那般声势浩大,不过也有蔚为风潮之姿,杭特(Lynn
 Hunt)所辑之《新文化史》的出版便是一个具体指针(11)。
  接着,我们便讨论与上述趋势有若干关连的「叙事的复兴」。一如我们所知,「说
明」(to narrative)是人类极其自然的驱力,而在诉说一件真正发生的事情时,运用
叙事形式几乎是不可避免,也是表达事件始末和因果的重要方式,因此,往昔的历史名
家几乎都是叙事高手。进入十九世纪以后,这门早在现代学术分科以前即已存在的古老
学门开始建制化,成为学院中一员。然而,到了十九世纪末,科学派史家(Scientific
 School of History)崛起时,便开始大力标举分析的专题论文写作,也因而引发了叙
事与分析两派史家之间的论战。英国史家屈维廉(Treveyan)批判科学派史家分析式的
方法时,便说:「历史家的主要技艺是叙事的艺术。」不过,屈维廉的呼吁,祇象征长
时期以来叙事史学的没落,分析式的历史书写成为学院中的主流,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
(12)。七○年代初期,叙事史学似乎有了生机。例如,1979 年时,史东便撰写〈叙事的
复兴: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若干反思〉,指出叙事史学已有抬头的态势,而他将此一
现象归因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年鉴派史家所援用之「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解释模式的一
种广泛的幻灭。」(13)该文一出,便引起另一叙事史家霍布斯邦(Eric Hobsbawm)的响
应,其虽赞同叙事史学的发展有振兴的趋势,但也认为,此一走向不可能完全取代分析
式的历史写作成为学院主流,惟两者倒是可以并行不悖(14)。
  在这一趋势中,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叙事历史著作,例如史东从家庭、性和婚姻等角
度,处理大约三百年期间英国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的巨大变化的《英国十六至十八世
纪的家庭、性和婚姻》,勒华拉杜里(Emmanuel Le Roy Ladurie)探讨法国西南部蒙塔
 却 洁派(Cathar)村庄的《 伤 》、金斯伯(Carlo Ginzburg)探讨十六世纪磨坊主
曼诺齐欧(Menocchio)的《乳酪与虫豸》、以及 人 莉?戴维斯(Natalie Z. Davis)
通过替身丈夫的案件,探索十六世纪法国下层社会的《马丹?盖赫返乡记》等书(15)。此
外,这些作品也是「小历史」(micro-history)的代表作,其不仅以下层社会作为探讨
的主要对象,所涉及的范围,像说死亡、性、妇女、儿童等等,更是过去的历史书写较
少处理的议题,至于其研究取向则深受文化人类学、社会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。这一点
在出身英国的中国史学者史景迁(Jonathan D. Spence)的《王妇之死》(16),亦看得
到类似的迹象。
  与上述的学术趋势作对照,尽管我们可以看出,《万历十五年》与上述著述的视界
和关切焦点,显然有着极大的差异,但是,至少在写作的手法上是一致的,也就是说,
其同为叙事历史的作品。相较于当前的学术主流手法,亦即历史分析,历史叙事是属于
更古老的历史表述传统;在西方的历史书写传统中,更可远溯至希罗多德(Herodotus)
和修昔底的斯(Thucydides);至于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,司马迁自是重要的代表人
物,其对黄仁宇的影响当是远远超过西方的那些叙事大家。例如,黄氏便自陈,「我小
时候读书,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,满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。(17)」黄仁宇
中年以后才赴美研读历史学,而幼年时的读书经验对其叙史手法和观点的影响,自是不
容忽视。在《史记》一书中,太史公对于人物的刻画过程,历史想象始终扮演着突出的
角色,而黄氏对于《万历十五年》中的人物描绘,以及对于「历史事实」的拿捏,其实
与司马迁的笔法颇为相近。易言之,就这层意义而言,我们似乎可以说,该书的写作精
神和方式,乃是衔接太史公开出的路径,也即更加古老的中国历史书写传统。然而,在
当代的中文世界,学院之中以叙事手法治史者,则是寥如晨星,此一状况吊诡地使得《
万历十五年》反倒以一种「新的旧史学」的面貌与中文读者见面。换句话说,就书写形
式而论,《万历十五年》可一点都不新颖。那么,接下来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,就内容
而言又是如何呢?对此,我们也不得不说,其主题、观点和研究取向也不新颖。理由如
下。
  其一,如前所述,伴随所谓「叙事的复兴」而来的几部主要的作品,例如《蒙塔尤
》、《马丹?盖赫返乡记》、《乳酪与虫豸》等书,都是属于民众史、小历史的范畴,而
这些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文化人类学、社会学、文学批评的影响。至于《万历十五
年》或许带有某些心理史学(psycho-history)的影子,不过,其研究取向则是颇接近
传统历史人物传记、甚至是中国「章回小说」的写法(18),而且焦点更是集中在上层的
菁英人物身上,换言之,大体上是属于传统政治史的范畴。
  其次,乃是旧酒装新瓶的历史观。黄仁宇所倡议的「历史上长期合理性」(long-t
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)、「数字上管理的」(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)状
态等概念,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技术至上的论调;其抱持实证主义的立场,以为从技术
角度谈历史,便可以免于意识形态的争执。这一点,黄氏的预期恐怕会落空。一如我们
所知,即使提倡方法论上的「价值中立」(value neutrality)的韦伯(Max Weber),
亦是扣紧「价值关联」(value relevance)来谈问题,而不认为能够全然地免于价值判
断(free from value judgments)。(19) 又如,黄氏在论及中国的传统国家型态和思
想时,也仅单纯归因于地理环境的因素使然,这类观点过去的史家像汤恩比(Arnold T
oynbee)等皆曾提出过,但也早就遭到反驳。 其三,接续上一论点,黄仁宇的「大历史
」观,除了以技术至上论和地理决定论做根柢之外,也召唤了某种目的论作为其形而上
的依归,这一点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出版的几部作品中,例如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
纪》,表现得尤其清楚;这也正是为什么黄仁宇认为,他的这套「大历史」观不仅可以
「叙古今」,也可以「论中外」的原因。不巧的是,这套略嫌粗疏的「大历史」观,正
是当代屡遭后现代主义者大肆抨击的「大叙事」(Grand Narrative)。 既然《万历十
五年》的形式、内容、观点和研究取向似乎都不新颖,究竟其魅力何在,能够吸引如此
多的读者青睐呢?接着,我们便重心转向《万历十五年》最为人津津乐道,也屡遭论者
悄训牧硪唤沟悖布矗赫獠孔髌肪烤故抢肥樾矗故抢沸∷担
俊 ∪⒗肥樾椿蚶沸∷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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ǎΦ辈晃K摹锻醺局馈贰ⅰ逗敉囊晌省(20)等书都遭受过类似的指控,
比方说,有评论者便认为,后者的「小说手法胜过历史的描述」(21)。而《万历十五年
》也分享了这类的指控。因此,以下的篇幅,我们先从历史小说的界定出发,再回头讨
论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内容,以便厘清该书究竟是历史书写,还是历史小说。
  那么,何谓「历史小说」呢?我们不妨援用文学批评家卢卡奇(Georg Lukacs)的
观点来作参照。依卢卡奇在《历史小说》(The Historical Novel)一书中的看法,西
方的历史小说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,第一部作品乃史考特(Sir Walter Scott)发表于
 1814 年的《威弗莱》(Waverly),而在此之前,被称之为历史小说者,其所缺乏的正
是对特定历史背景的描述,因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个性系来自其时代的历史特性,缺少
这一向度便称不上是历史小说。然而,这不意味着在布景上利用历史,也不意味着在描
绘环境的有趣与奇异这一点上保持历史的气氛,而是对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作艺术上的
忠实描写(22)。除此之外,在历史小说中,重要的不是重述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,而是
在那些事件里头出现的人的诗学悟觉(poetic awakening)。重要的是,我们应该像历
史现实(historical reality)中的人们一样,重新体验那些引导人去思考、感受和行
动的社会与人类的动机。然则这种文学叙述法,乍看之下似乎是吊诡的,但不久便柳暗
花明;「为了显现这些行为的社会与人类的动机,表面尚无举足轻重的事件,也即(来
自外部的)更小的关系网络,比起有关世界历史的伟大不朽剧作,还要来得适宜。」(2
3)
  而上述种种,正是史考特的作品中的主要特性,一方面,他试图掌握历史的原貌,
另一方面,也试图如实地述说他笔下人物的心理状态,对人类作某种真实的描述;换句
话说,在他看来,人性是有普遍性的,而潜藏在行为背后的社会与人类的动机,则必须
从历史层面去理解。因此,史考特从历史角度着眼,叙事重心便摆在人物的情感推移,
毕竟,人类心理上的情感乃是社会大众所共同持有的,而社会行为的种种规范,又会受
到这些情感的影响。于是,卢卡奇便说道:「史考特对于历史的艺术忠诚,乃是……在
各种创作原理中,延展和应用了历史。而这不仅扩大了主题,将历史材料吸纳进伟大的
写实主义传统,而且也是根据历史而对人类和事件作描绘。」(24)
  由上述的角度观之,《万历十五年》会屡遭论者指控为「历史小说」,似乎不冤枉
,理由也极为明显,而且指控者的手指大多朝向黄仁宇对他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描绘
──这自是小说家骋驰其笔触的领域。在此,便举万历皇帝、淑嫔郑氏、申时行和海瑞
作例子,看看黄氏怎样捕捉他的人物的神韵。
  关于万历与   芍J现涞母星 生活,黄仁宇?描述相当精?动人。话说 1578年万
历大婚,当时,皇帝年仅十四,皇后年仅十三。然而,造化弄人,万历不但对皇后没有
兴趣,对于其它的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,因为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(即淑嫔
郑氏),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会与他邂逅相遇。黄氏带着同情的笔调,描绘出万历的心境
:「这时,他感到空虚与烦躁。宫廷固然伟大,但是单调。即使有宫室的画 暗 梁和其
它豪华装饰,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。……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
世界中的空虚与寂寞。」(页32-3)这段文字的铺陈,乃预先为淑嫔郑氏的登场作暖身
,也是日后万历接纳、仰赖郑氏的心理基础。
  于是,在稍后的篇幅描述淑嫔郑氏成为万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时,黄氏便说道:
「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,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。凭着机智和聪明,
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做的安排,因而抓住现实,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,从而达到
自己预期的目的。」反观,即使是万历的母亲,也经常有意无意把他看成依据执行任务
的机械,忽略了他毕竟是「一个有血有肉、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『人』」。郑氏跟万历
之间在精神上是一致的,祇有她了解,「他虽然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但在实质上却既
柔且弱,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。」因而唯独她毫无顾忌,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,
同时又倾听皇帝诉苦,鼓励皇帝增加信心。」(页 37) 或许是移情作用,万历对郑氏
的爱恋,使他起了废长立幼的念头,也即以皇三子常洵(郑氏之子)替代皇长子常洛为
太子。然而,此一企图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中,乃是不直于纲常伦理之举,因而
对此大肆反对。万历「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,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
人物,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。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,但他
也不敢公然出口。」(页 107)事态最后的发展便是,在立储这一「悲剧性的冲突中,
没有人取得胜利,」(页 104)也导致日后万历对于皇帝职责的「消极怠工」。(页 1
27)再者,在第二章〈首辅申时行〉中,黄仁宇一开头便如此描绘这位老成练达的首辅
:「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,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。这是一
种道德观念的负担。……1574 年,万历髫龄十岁的时候,写下了『责难陈善』四个字当
场赐给申先生,……。十三年之后,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,并没有达
到预期的效果。一个『万历之治』的灿烂理想,也许至今已成泡影。」(页 55)稍后的
篇幅,黄氏继续告诉读者,然则申时行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」,他「仍 啥端?
精神,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。」(页 61)既然身居文官集团之首,对上除了要应付一
位消极怠工的皇帝,对下也要面对这个集团的双重性格,他尤须恰如其份地处理集团中
的矛盾。幸亏申时行「是一个敏感的人,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。」(页 147)时
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,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,至于「别人的评论如『首尾两端』之
类,就只能付诸一笑。」(页 82)
 ≈劣谀俏换嵊米约汗殴值谋曜家蟛肯潞蜕纤镜摹改7豆倭拧购H穑秆罩壁桑
   富实鄣萆弦槐静畹闳盟抢瓷鄙碇龅闹嗍瑁巳嗽诨迫视畹谋氏赂浅?
满了戏剧的张力。1567 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,这位声望已为整个帝国公认的海瑞,获释
出狱。历任几个闲曹职务之后,他向皇帝递出了一本以退为进的奏折,此一举动依黄仁
宇看来,海瑞「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深奥妙。他阳求罢免,阴向管理人事的
官员要挟: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、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,你
们必然不容于舆论;如果不敢罢黜我,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。」(
页 174-5)最后,文渊阁和吏部向海瑞低头,稍后他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,驻扎苏州。

  在南直隶巡抚任内,海瑞孤军奋斗,加之「过于自信,师心自用」,以个人而对抗
强大的社会力量,因此,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。(页 178)八个月之后,因遭参劾
而被迫退休回到原籍,这种下场对海瑞来说,可真是「一种难于忍受的痛苦」。(页 1
93)因为他毕生精神之所寄,乃在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,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
服务。长年退隐在荒凉瘴疠之区,又缺少美好的家庭生活,「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
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。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,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。
他失望,然而没有绝望。」(页195)后来,海瑞于 1585 年重新被起用。他不加思索的
接受了这一任命,无疑是一个不幸的抉择。此后,虽历任南京右佥都御史、吏部侍郎和
右都御史等职务,然而,其政治主张在十五年前尚且窒碍难行,在这十五年后亦不可能
畅通无阻。他于是「由失望而终于绝望」(页 199),因而提出了七次辞呈,但每次都
为御批所请不准,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。
  上述略嫌冗长、简化的摘述,如果由黄仁宇本人亲自操刀,当然会比笔者笨拙的概
括改写还要来得生动活泼。不过,从上述括号引文中笔者特别用不同字体标出的文字,
亦可看出,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,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,黄氏为读者
创造了一个虚拟的「历史现场」,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,且又得以窥见
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;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。英文版《万历十五
年》的两则封底书评,颇值玩味。一是 David Lattimore 的看法,他认为该书「不凡而
又富有思想。……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,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
的观点。」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 John Updike 的评论,他指出:「尽管深富历史学
识,然而《万历十五年》却也具备着卡夫卡(Kafka)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《中国
万里长城筑成之时》(The Great Wall of China)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。」这两则评论
都共同点出了《万历十五年》所具有的文学廪性,也符合我们阅读该书时的印象。 再回
到本节一开头对于历史小说的讨论。依史考特的例子和卢卡奇的界定,不论人物是否出
于虚构,历史小说对于历史的倚重自不在话下,因为在历史小说中,作为某一特定时空
与文化的历史,是结合创作原则而与人物的描写融冶为一体的。这么看来,不就坐实《
万历十五年》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历史小说?其实也不尽然。以下,我有几点看法要进一
步说明。 诚然,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黄仁宇偶而会跨出历史学家的职分,一如小说家
那般,去推测他书中人物的动机和内心世界,但是,即使如此,也不意味着《万历十五
年》比较接近小说的写作,而不是历史的探究;说该书是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,
毋宁是比较符合实情的。由于,书中充斥着情节的预演、伏笔的安插等等,而这类的也
是小说藉以吸引读者的叙事方法,因此,我们有必要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纳入考量,而
这一角度尤其是评价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重要因素。 一如该书开宗明义所指陈的,万历十
五年似乎是平平淡淡的一年,然而,却也是大明帝国走向衰亡的关键年份;此一提法不
仅吊诡,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。黄仁宇对书中之内容的编织,的的确确耗费不少气力构
思,这一点充分显现在主、次要事件和人物的筛选上,其主要的效果便是作者所陈述之
往事与读者的距离拉近了,甚至还有产生共鸣的作用。像说,苦闷的万历皇帝、老成练
达的首辅申时行、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、孤独的将领戚继光,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
贽等人,其各自在特定时空的行止、犹豫、抉择和反应,在黄仁宇的生花妙笔的勾勒下
,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符象,现在宛如从故纸堆中活过来,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。 作
为说书人,黄仁宇似乎打算藉由其动人的历史叙事,将他的大历史观传递给广大的读者
群。依黄氏的自述,《万历十五年》「既为通盘历史,则不能避免政治,但是以长期间
作题材,不批判目前政治」,况且是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,因此「给大陆同胞看,给台
湾亲友看,旨意相同。」(页 Ⅲ)历史,唯有通过叙事的力量,才能广为流布,引起读
者兴趣,进而影响一般社会大众。显然,黄仁宇在写作策略上会采用叙事的形式来表述
其历史书写,除了便于表达之外,的确是纳入一般读者这一因素。那么,除了吸引读者
大众持续关注黄氏所探讨的主题之外,我们必须问道,其现实目的何在呢? 关于黄仁宇
的历史作品与现实目的的关连,连结到他的另一概念「历史上长期合理性」便更容易看
出。依黄氏的界定,所谓「历史上长期合理性」是指「凡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,必有
后面的背景,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映证,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
性」(25),此一立场亦即是发挥熊彼德(Joseph Schumpeter)所说的:历史家的任务,
务必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讲得合理化(26)。依黄氏而言,「历史不是朝代的循环,而是一
个直线的发展(linear progression),虽然内中仍有曲折」(27),历史研究必须通过
宏观的视界,将过去的历史踪迹同今日连系起来,并作一番有意义的因果解释,因之很
多历史实在(reality)是不能片断处理的。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脉络上找寻当今人们的
位置,进而探索未来可能的进程;因为很多目前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,只有将历史往后
推三、五百年才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,唯有如此,视界才能纵深、宽广(28),也才能
为「中国找寻出路」(29)。而这些现实关怀能否传达给社会大众,端视写作的表达形式
,因此,叙事手法又成了唯一的选择。再者,我们在上述的篇幅,不惮其烦地引述《万
历十五年》中大量勾勒内心世界的片段,原因在于这是该书令读者耳目一新、充分享受
读史之乐趣的关键,同时也是招致「历史小说」之议的主要来源。笔者要指出的是,探
索人性的本质绝非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意图,恐怕也不是黄仁宇的兴趣所在。例如,黄仁
宇告诉我们,万历的皇后王氏是个不幸的女性,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,但是缺乏一
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;她祇是「一种制度的附件。」(页 32)在谈及海瑞一生的
经历时,黄氏说道,在明朝,法律的解释和执行,离不开传统的伦理,组织上也没有对
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,海瑞就是「这种制度的产物」。其结果是,个人道德之
长,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。(页 168)这一类的情境,交到小说家的手中,想必
不会如此平铺直述地道出,而且描绘也会更婉约动人;相反的,我们看到,黄仁宇会大
量着墨之处,乃是那个道德替代法律、组织僵化而又技术低能的时代,至于书中人物「
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」,显然是毋庸「斤斤计较」的。也就是说,黄仁宇不此之途,主
要原因在于,文学成就的经营并非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重心,而大量文学笔法的运用则是
着眼于可读性的考虑以及历史想象的发挥,其最终目的乃是「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日的
处境互相印证」。(页 I)此外,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黄仁宇以大量的推论和虚构来
铺陈他的叙述,这一点或多或少让人联想到 人 莉?戴维斯的《马丹?盖赫返乡记》。举
例来说,在叙述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母亲(嫡母仁圣皇太后与生母慈圣皇太后)对于张
居正有特殊的尊重,黄氏在指出其原因时,他是如此描述的:「幸而上天保佑,还有忠
臣张居正在,他立即献上奇计,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。」(页 14)显然,黄氏的
行文是从万历和两位皇太后的观点来描述这件事情的进行。类似的,戴氏也从她书中人
物例如马丹的角度,描述这位苦闷的丈夫如何思索远离眼前不愉快的生活:「吾人能够
找出其它离开的方式吗?勒福萨(Le Fossat)有一所学校;年轻的多明尼克?波厄熙(
Dominique Boeri)在那里求学,往后也会进大学修习法学学士学位。法兰索瓦一世(F
rancois I)的乐队和军队,一如在其它地方那般,在朗格多克(Languedoc)招募新血
。回头看拉布尔(Labourd),则有为国王军队效命的达盖赫氏。……」(30)尽管两者在
写作的手法上有相近之处,不过撇开一为大历史、一为小历史,以及前者关注上层菁英
,后者着眼于下层民众不谈,单就两者之间对于「推论和虚构」之限度的认知,就有显
著的不同。 首先,当证据不充分或混乱的时候,戴维斯所求助的乃是不确定性,亦即「
许多个『也许』」(perhapses)、「许多个『可能是』」(may-have-beens)(31)。比方说
,在讨论盖赫家族从巴斯克(Basque)语区迁徙到阿尔蒂加(Artigat)时,戴氏说道:
「这一切对达盖赫家族想必有吸引力,因为在他们过去成长的地区里,领主的统治力相
当薄弱,……」(32);而论及新马丹向叔叔皮耶(Pierre)要求归还款项时,她在描述
皮耶的反应的段落,便用了三次「可能是」和一次「也许」(33)。换句话说,戴维斯在
作推论时,态度上毋宁是相当审慎的。
  其次,当证据亡佚不足以构成某种解释时,有部分戴氏是藉由虚构(或者说,历史
想象)来补白,不过,其述句则是相当自觉地以疑问句的方式提出。例如,依戴氏的说
法,新马丹与贝彤黛(Bertrande)的婚姻系奠基在谎言之上,因而贝彤黛的内心终究不
免会有种种自我挣扎,她扪心自问:「上帝会因为这类的谎言而惩罚他们吗?要是他们
的婚 龅o是彼此私定,那么在她的母亲和其它村姑农妇的眼中,她是个可鄙的淫妇吗?
……她爱新马丹,但他已经骗过她一次;他终究不会再骗她吗?要是另一个马丹?盖赫回
来了,那又该怎么办呢?」(34)因此,关于《马丹?盖赫返乡记》的写作手法,戴维斯会
说:「在此我提供给你们的,有一部分虽是我的虚构,但仍受到过去的声音严格检证。
」(35)两相对照之下,我们便会发现,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部分段落,即使是推论或虚构
的,在陈述上也是以相当肯定的语句表达,在这方面黄仁宇的确是把历史想象发挥得太
过头了(36)。
  即使如此,那么缩减掉上述推论或虚构的段落,是否对全书的论证会有所影响呢?
鄙意以为,此举除了削弱可读性之外,对于书中核心论证的完整性,其实影响有限。因
为,所谓的「推论或虚构」并非等同于「凭空杜撰」,而是有广博的史料做为背后的支
撑,这一点祇要检索该书每章文末所附的注释,便可一目了然。比方说,皇城与紫禁城
的轮廓及各宫殿的名称,所据为《春明梦余录》;宫廷中的生活,即以《酌中志》、《
宛署杂记》和《菽园杂记》为本。也就是说,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推论和思索过程,是可
以通过注释所提示的资料来源而加以检证的,尽管有些片段或许不存在于背景材料,而
作者却以文学的夸饰法作了表达。不过,在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,该书并非置分析于不
顾,恰恰相反,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,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
述、叙事与分析之间,并没有任何的断裂。遗憾的是,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(
中文世界尤然),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,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「说故事」了
。
  四、黄仁宇的遗产:历史叙事的再思考?
  《万历十五年》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便点出:「公元 1587 年,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
年,论干支则为丁亥,属猪。当日四海升平,全年并无大事可叙,……。总之,在历史
上,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。」(页 3)但是,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,以
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,那么 1587年丁亥,也即万历十五年,可以
作为一条界线。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,然而,对明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
处。(页 128)职是之故,在书中的尾声,黄氏响应了开头的论调,他写道:「1587 年
,是为明万历十五年,岁次丁亥,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,无事可记,实际上我们的大
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。」因此,在这个时候,不论皇帝是励精图治或宴安
耽乐,首辅是独裁或调和,高级将领是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,文官是廉洁奉公或贪污舞
弊,思想家是极端进步或绝对保守,「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」。据此而
论,「万历丁亥年的年鉴,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。」(页 299)法文版书名《
1587:明朝的衰亡》(1587:Le Decl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)便直接把书中的这
层意思点出来了。
  这是全书的主旋律,曲子行进间容或有变奏穿插其中,不过,最后还是要汇归到此
一基调上。对此,史景迁便画龙点睛、相当贴切地评论说:「黄氏展现出娴熟于明代宫
廷政治之仪式与惯例的错综复杂的细节,也展现了使其让人充分了解的能力。他的叙述
建构得相当巧妙,从容又吊诡。纵使到后来,1587 年是『平平淡淡的一年』,然而,却
也充满了各种小插曲,而每一插曲造就了未来的戏剧性事件。」(37)该书一如史景迁那
些具备完整故事性的作品,皆受到社会大众的瞩目,也同样遭致「小说」的指控,因为
这些著作都带领读者回到「历史现场」,作了一趟深刻的「想象」之旅。那么,《万历
十五年》留给我们什么样的课题呢?我想,其中之一便是历史叙事的再思考;这也是本
节的焦点。 依黄仁宇的自述,「大历史」的重点在于,「作者与读者,不斤斤计较书中
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。其重点在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日的处境互相印证,也不只抓
住一言一事,借题发挥,而应竭力将当日社会轮廊,尽量勾画。」(页 I)既然是从拉
长的视界和技术之角度观察明代晚期的上层人物,在囿限于时代格局的框架下,个人的
努力最终都祇能落得像是蜉蚁撼树,改变不了大局。因此,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登场的
每个个人,通过黄仁宇栩栩如生的笔端,几乎都变成悲剧性的人物,个人的能动性既然
无从展现,最后祇有以挫败做收场,赉志以终。依大历史的角度观之,他们既是时代的
产物,也是大历史过渡时期中的过客,因此,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特质并非「与生俱来
」;换言之,是作者施加上去的,因为历史家所处理的过去,并不具备这些特质。那么
,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叙事?在本文的尾声,我想对此稍作讨论。而我认为,那是《
万历十五年》向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之一,因为在中文世界的历史书写中,叙事论述一
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。 当代有关历史叙事之问题的探讨,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自当
推举美国历史学者海登?怀特(Hayden White),他在《后设历史学》(Metahistory)
、《论述的转义》(Tropics of Discourse)等书中的若干论点,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
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思考。以下的讨论主要针对两方面:其一,再现与历史想象;其二,
历史论述与虚构。 现代历史学奠基以来,其重要倾向之一,便是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之
间渐次的分离。回顾十九世纪时期,史家所采用的再现模式,实际上与同时代小说和科
学里的发展类似,然而,小说家往前推进,以多重视角的叙事来进行试验,而科学家也
开始提出有关科学性质的新问题之时,史家并未改变那种十九世纪的模式。由于将再现
模式局限于写实主义小说与实证主义科学,历史学从而「忽略其文学想象力的来源」(3
8)。因为对于此一来源的压抑,才让历史家能够限定他们的隐喻范围,也能够漠视介于
历史书写与小说家和诗人的想象活动之间的类似性。要是历史学家接受另类的叙事形式
,那么在当代文化性的论战里,他们或可扮演一种更重要的角色;更加注意小说家和诗
人历经本世纪所获致的成果,则更有助于克服怀特所谓的「术语矛盾」,而当前它似乎
尤其指涉「历史想象」(39)。因为在历史研究领域中,「历史」是对应于「真实」,而
「想象」乃对应于「虚构」,「历史与「想象」是相对立的。因此,唯有摆脱这类刻板
的对立,我们对于理解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所运用的历史想象,便会有新的体认。对历史
学家而言,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在于,其自发地探究语言与意义在社会、政治与个人经验
中的动向。「老旧、牢固的世界概念,要求创作性作家对于推测上静态的实在,描绘出
某一如实的复制品」,而他们早已大步跨越了这种世界概念(40)。世界事实上存在过,
而历史学家却不断追寻这类如实复制的世界表述,而未认知到,他们的局部描述向来都
排除掉很多其它重要的讯息。对于历史叙事,更适切的出发点当是这种认知,「也即,
所谓不论什么研究对象,都祇有一种正确看法,没有这回事!但是……许多正确的看法
,都有自己的再现方式」。为了打破历史学家的作品的单向度倾向,也为了用新的再现
形式来试验,我们也看到,黄仁宇至少做了努力,而怀特也力促历史学家冒这一风险。



 这让历史学家能够构想出这种可能性:运用印象主义、表现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(或
许)甚至还有行动主义的再现模式,将他们所揭露的资料之意义,改编成戏剧,同时却
不审慎地把它们当成证据。如果我们世代的历史学有意积极地参与我们时代的一般智识
与艺术的生活,那么就毋庸以现在所运用的这些羞怯而又情感矛盾的方式,来辩护历史
学家的价值。历史学的方法论暧眛,为讨论过去与现在的创造性评论,提供了其它学科
无法享有的机会(41)。
  虽说再现具有更多的多样性,但不也会忽视历史证据的需求;然而,史学家势必重
新界定证据的界线,以及描述那种证据的语言,因此历史学或可转化我们对过去的理解
,而非祇是确认而已。
  怀特对当代历史学的说明已经指出,历史学家较少开启我们的眼光,有更多时候则
是关闭了寻求理解世界的可行方式。因为「每一门学科……如同尼采所清楚领会的,是
由禁止其先驱从事的事物所组成。每一门学科由一套对于思想与想象力的限制所构成,
没有什么学科会比专业历史学具有更多的禁忌限制」。这类的禁忌强求历史学家强调虚
构与事实之间的差异,而忽略了当代文学理论的视角,也使历史学家失去判断他们作品
的真正过程之能力。「就事实而论,历史……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从事的那样来让人
理解,也就是说,历史是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是成问题和神秘的东西,施加以可理解的…
…形式。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,还是想象的,其解释的方式都相同。」(42)然
而,与从事创作的作家不同的是,历史学家总是不愿察看他们著作中的虚构成分;相反
的,他们宁可相信,由于他们为历史学门设立了严格的指导方针,因而已超越了虚构。
「他们为想象──亦即,历史想象──作了学科规训(disciplining),也为特定历史
事件由什么构成设下了限制。」而且,尽管有这些清晰的限制,不过,历史家对于历史
事件的描述,仍然还是要仰赖叙事,因为唯有叙事才能「展现了一种生活意象的连贯性
、完整性、丰富和结局,也即,一种想象的、也只能是想象的生活意象。」
  还要强调的是,指出所有的事件记述具有虚构、想象的成分,并不意谓着事件不曾
真正发生,相反的,意谓着描述事件的任何尝试,都必须依赖各种不同的想象形式。而
且,所有历史实在的记述,不可避免地必须凭借着某种历史哲学。换言之,吾人撰写历
史时,既不能没有哲学,亦不能没有虚构性的叙事,吾人亦不能轻易地断言历史学家用
来区分他们自己与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这种学科差异。这一点也是《万历十五年》所具体
呈现的。因为「事实在描述里被编排成文本的外观,藉此历史哲学产生了概念工具,而
(所谓的)正规的历史学则将概念工具掩藏在叙事的内部,在内部里概念工具扮演了一
种隐藏或隐约的形塑装置。这是介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首要差异。」(44)怀特指
出,十九世纪的科学论断定,介于事实与哲学、或事实与虚构之间,有一种截然不同的
区别,唯有历史学家坚持根据这种理论来对历史作严格界定,那么这种认知──「正规
的历史学」里有哲学的构成要素,而且历史叙事里有虚构成分──才会威胁到历史学家
。然而,藉由挑战那种区别,历史学家能够扩展关于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的定义,也因
而协助这门学科转化成一种更具创造性、自觉、批判性的事业。
  一如怀特自陈,当他主张一切的历史叙事皆包含想象/虚构的成分时,此说无疑引发
了历史学家的愤怒。因为历史学家认为,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迥异于小说家;他们处理「
真实的」事件,而小说家只处理「经过想象的」事件。然而,别忘了,小说家与诗人赋
予原先似乎成问题的事物,一种可认识的、熟悉的、学科规训的形式,来让人了解,而
历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。就此而论,无论指示对象是真实的或经过想象的,均非重
点所在,因为理解它们的方式是相同的。这一点绝非贬低历史学的知识地位。重点在于
,历史学家能否对于他们所涉及的论述可能是如何运作的问题,能够产生一种反观性的
了解。人们再也不能声称,其对过去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过去本身。如果我们因而承认并
厘清吾人书写的历史具有虚构成分,那么我们对于历史论述的理解,将会提升到一个比
我们当前所拥有的还要高的自觉意识之层次。有了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,怀特所言的
警语,似乎又更具体了:
  历史教师对于教导历史写作无能为力,他却不感到懊悔的理由是什么呢?历史所的
研究生极力想理解、仿效授课教授似乎在推崇的模式,但此模式的原理却是未知的,那
么,他却不感到绝望的理由又是什么呢?如果我们承认,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含有虚构
的成分,我们就会发现,关于语言理论和叙事本身,可以作为历史书写学更精巧表述的
构成基础,而不是单单告诉学生去「发现事实」,然后把「真正发生了什么」写下来。

  在我看来,历史学门……在今日的处境相当不妙,因为它忘记了其源于文学想象中
的视界。为了在表面上看来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,历史学门压抑且否认了自己最伟大的
力量源泉和更新的力量。藉由把历史学重新拉回到与其文学基础的密切关系上,我们不
祇该防范纯粹的意识形态扭曲;同时,我们也该掌握那种历史的「理论」,没有那种「
理论」,历史就根本不可能是一门「学科」呢!(45)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,我们还
能语带轻慢地说,《万历十五年》不是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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峥蒲阈保蚴遣徽氖率怠M簦诳蒲е饕宓挠跋煜拢⒐芳野硕伲↙ord Act
on)所标举的「定论历史」(the ultimate history),虽说祇能是个「高贵的梦想」
(that noble dream),然而,让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之一员的企图,并未止歇,例如
,计量史学的出现便是其症候。诚然,分析式、专题式的历史书写是历史学界中难以逆
转的主流,即使有所谓「叙事史学的复兴」,亦不可能取而代之,成为主要的趋势。 不
过,必须强调的是,历史叙事亦包含分析观点,同样的,分析式的历史也具有叙事的成
分。以叙事或分析、抑或调整两者的比例,来作为表述历史的方式,牵涉到史家的个人
抉择与关怀,至于具体作品之内容的优劣长短,学术规约并非决定性的判准,至少,时
间的考验也是一种试金石。六○年代以降,人文学科历经「语言学转向」的洗礼之后,
历史家对于作为表述实在的工具之语言,有了进一步的认识;语言并非一全然透明的中
介物。于是,对于历史论述之界线的重新界定,尤其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感受性。因此,
怀特便指出,「挡在当代历史学家前面的问题不在于,是否他们在作品里会利用语言学
模式来协助他们,……而是他们会选用什么样的语言学模式。」(46)当然,历史学不单
是仿学虚构而已,因为历史学家势必要处理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物。而我们需要的是,
对于历史与文学的关连,以及历史论述中的虚构成份,重新做一思考。 如同怀特告诉我
们,与文学自觉性稍差的其它历史研究者相比,不论米歇列(J. Michelet)、兰克(R
anke)、托克维尔(Tocqueville)、布克哈特(Burckhardt)、 找两 哈(Huizinga)
、马克思、黑格尔、或史宾格勒(Spengler)的作品,显然都更具「艺术性」和「文学
性」。而他们的历史论述中的文学和艺术成分,并未限定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,反倒
是使他们免遭最终的否定,也使他们在历史学的「经典」地位中确立了地位。他说,我
们至今仍旧推崇其作品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典范,乃因我们赞赏这些经典经作家「具有创
造性的想象力」,尽管我们早就不相信他们的学说,或者他们对其力图说明的「事实」
所提出的那些特定的解释。(47)
  同样的,未来,人们或许已不再相信黄仁宇所倡议的「大历史」、「历史上长期合
理性」、「数字上的管理」等概念,对「中国的出路」的看法,以及他对某一给定的历
史「事实」所提出的解释,然而,黄氏的历史论述中的文学和艺术成分,是得以让他的
作品,一如前述的那些作者那般,免遭最终的否定。怀特的一段话很适合作为本文的结
束语,兹征引如下:
  当我们将一部历史名著搬出科学领域,以便使其在文学领域内被尊为经典的时候--
我们就是这么对待英国作家吉朋(Gibbon)之作品的──我们最终赞赏的是,历史学家
对于具有可塑性、比喻性及语言性的一种力量的把握。佛斯特(Robert Frost)曾说过
:诗人一旦上了年纪,他便「没入」哲学之中。一部历史名著……一旦成为过去,它就
再生为艺术。(48)
  《万历十五年》即可做如是观。
注释:
1.例如,《   泛优咸钢泄贰罚ㄌū保菏 报),出版时间为 1989 年 10 月,至 2
000 年 3月,已发行第 28 刷;《中国大历史》(台北:联经),出版时间为 1993 年
 10 月,至 2000 年 10 月,已发行第 35 刷;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》(台北:联
经),出版时间为 1991 年 11 月,至 2000 年 7 月,已发行第 11 刷。
2.该书自 1985 年4 月发行初版以来,至 1993 年 9 月已有 25 刷的销售数量,而 19
94年 1 月所发行的增订二版,至 2000 年 8 月也有 30 刷。就台湾的历史学著作的发
行状况而言,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销售记录虽不能断言是「绝后」,但至少可以说是「空
前」的。以下的讨论,凡涉及该书的部分,径标出页码而不另外作注,至于引用的版本
则是增订二版,参见黄仁宇,《万历十五年》,台北:食货,2000 年 8 月。
3.详见黄仁宇,〈《万历十五年》和我的「大」历史观〉,《万历十五年》,页 324-
5。
4.《万历十五年》封底上的介绍提及英文版于 1979 年出版,此说有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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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夫子,丹丘生,将进酒,杯莫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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